近来，有关软实力和“锐实力”的话题引发热议。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魅力来增强国力”，美国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这样做就是软实力；如果中国也这样做，那就不能叫软实力了。美国的一份报告将这种影响力称为“锐实力”。这样的“泾渭分明”，是怎样的信口开河？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那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态势正在发生转变。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欧美媒体对中国进行了总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其中，具有文化意味的有两例：一是法国《世界报》推出《中国，强国崛起》的报道；二是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中国赢了》的文章。之所以说具有文化意味，乃是这两篇文章的标题都使用了汉字。这使人想到在中国一度存在的现象——由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向往和崇尚，中国的年轻人、文化人不时会在日常交流中使用英文，不仅广告牌上满是英文，而且T恤上也涂上各种字母。
现在，形势似乎反过来了。西方世界不得不关注中国，不得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了。这种影响也许还不算大，但其标志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一些西方人士不愿意承认这是中国软实力的表现，而有意无意地将其归纳为另类的“锐实力”。
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中国不再是一个软弱的国家。我们不仅有持续发展壮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有日新月异的科技增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去年发表文章称，自1979年正式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在体制和观念上的影响，远超过中国对美国在品位和价值观上的影响。但是，“2016年中国的大计划可能已经开始打破了这种平衡”。中国不再是一个“话语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强势国家”。
为了区别于“锐实力”，西方学者信誓旦旦地说：“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和游说，而非硬实力般的强制和收买来影响他人的能力。它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武力的权力行使。”将软实力定义为“吸引和游说”，以区别于强制手段，的确是有创意的说法。但是，如果认为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只是依靠“吸引和游说”这样的软实力，而与硬实力无关，那就太不靠谱了。
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解释中共何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时说，这是由于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的进入，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骚动。毛泽东同志批评艾奇逊，说他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还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现在看来，一些西方学者的历史知识也是需要“补课”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走了条之字形的道路。18世纪时，一度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当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并且“被推举为模范文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时的中国靠的就是软实力。中国以悠久且富于魅力的文明——从茶叶、瓷器到哲学、文学乃至园林艺术，让欧洲人认真地学习了一把。
到了19世纪中叶，为什么“中学西渐”一下子转换为“西学中渐”？这是鸦片战争带来的改变，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超越。在此变动中，道义已经不再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硬件、技术和装备。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在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更明事理，但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还进一步指出：“炮舰外交揭露了关于中西交往中谁说了算这个反复未决的斗争。”
其实，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大体就是这样的。凭借先走一步的优势，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进行扩张，并在炮舰的掩护下推行文化和价值观。今天，帝国主义政策已经风光不再，但阴影尚存。
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学界一直承认这样一个概念——“文化帝国主义”。它指的就是西方国家依托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国家软实力的实质所在。
对中国来说，软实力被说成“锐实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否对别的国家实行过帝国主义，是否在人家的土地上烧杀掳掠，并不是什么讲不清的事情。欧洲人把北美土地上的印第安文明、大洋洲土地上的毛利人文明都摧毁了，可他们还敢说自己是靠软实力走天下。我们和平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分享自己的发展机遇，是在真正地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然，我们要明白的是，中国今天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所以有人要学习中国文化，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于中国之“锐”而非“软”。
想一想，没有勇敢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何以赶上时代潮流？没有中国的现代化，5000年古老文明何以再现辉煌？今天，为什么大多数外国人会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表示尊敬？就因为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这值得倍加珍惜。（黄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