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6 月，习近平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福建厦门。那时的经济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如火如荼，因地处对台前沿而沉寂几十载的鹭岛，正积蓄着蝶变的力量。
这位年轻的副市长，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申请分管农业。
到厦门报到的第三天，习近平就带队下乡调研了，第一站选择了同安县。这让时任同安县县长郭安民既惊讶又高兴。当时的同安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县，需要靠市财政补贴支持。
后来，习近平常到同安，次数多到郭安民都记不清了，但郭安民记住了一个细节：习近平每到一个地方，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垢，他毫不介意地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在时任厦门市副市长朱亚衍看来，对于“三农”工作，习近平做到了“三到”：
一是心到。习近平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可能和他在陕西延川插队、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
二是人到。那时的厦门，大部分还是农村，在厦门短短三年，习近平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比如同安有个偏远的军营村，朱亚衍是听习近平说才知道的。
三是工作措施到。习近平每到一处，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
军营村有多偏？
20多年后，时任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到北京开会时见到习近平，习近平问他，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
刘赐贵实话实说自己还没去过。他没想到习近平当年在厦门短短三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的基层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时光倒回1986 年。经济特区日新月异，但改革开放的春风，似乎吹不到军营村。
这个地处厦门、漳州、泉州交界处的高海拔村，700 多名村民的收入，主要靠400多亩茶园，人均年收入只有280元左右。一个20 千瓦的小发电机组，满足不了全村的用电需求，每户只能用一两盏25瓦的电灯，一天点上几个小时。
那年4月，当时的军营村村委会主任高泉国在村口拱桥边，第一次见到了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村里只有一条1.6米宽的土路，车子开不进，只能停在村口，再步行进来。
见到高泉国后，习近平直奔主题：“你们这里最穷的有几户？”接着他就挨家挨户地去拜访。
之后在高泉国家中，两人一边泡茶，一边聊天。
农民技术员出身的高泉国回忆道：这位市领导看上去年轻，但对农业农村情况，还真了解。他问了我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村里种了多少杂交水稻、是什么品种，又问我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村里在经济发展上有什么打算。我都认真回答了。这一聊，就是一个多钟头。
结束了军营村的调研，习近平又来到白交祠村。傍晚时分，在困难户杨文王家中，习近平一边和老杨拉起家常，一边很自然地掀开锅盖，还拿起饭勺在锅里搅了搅。
稀饭太稀，习近平刚一松手，勺子就沉到了锅底，老杨难为情了。
习近平对老杨说，不要怕生活暂时困难，只要勤快，慢慢奋斗，日子一定越来越好。
这次调研后，习近平联系同安县水土办为军营村提供了一批当时国内最好的柿子品种——广西无籽柿树苗，还指示县农办解决了三万元扶贫资金。村民们用这笔钱盖起了管理房。
军营村的好日子，一如那批柿树苗，在村民的辛勤劳作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内容节选自《闽山闽水物华新 习近平福建足迹》
